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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 在渝央企和省企下放市管 永川专区划入重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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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计划单列后,重庆开放意识更强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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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对重庆的发展中央一直很关注,图为邓小平、薄一波等视察重庆企业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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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薄一波与重庆的建设者在一起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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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983年,经中央批准,重庆成为独立对外的内河通商口岸,直接对外贸易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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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谦作改革动员报告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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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计划单列后,大田湾体育馆举办第一次劳务招工活动。 |
1983年2月8日,中央以7号文件批准《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》,我市在全国大城市率先拉开城市综合改革的序幕,主要内容包括:重庆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,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;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外,中央在渝企业、省属在渝企业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,全部下放市管;将永川专区划入重庆等。
就普通市民而言,他们将这次改革简称为“计划单列”。那么,计划单列为何首选重庆?它在全国30年改革发展史上有何意义?它从哪些方面改变了重庆?事实上,1954年和1964年,中央曾两次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,1983年的“单列”属第三次。今天,重温25年前我市在改革初期勇于探索的精神,对当前正在进行的“解放思想,扩大开放”的大讨论,无疑大有裨益。
-记者张卫
春风已经撞门
多数市民浑然不觉
1983年的春天,普通市民都在干些啥?
赵晓东,时年32岁,任市糖果糕点公司副总经理。那年春天,“我带着一箱五粮液,坐火车到成都的省公司走关系。”省公司即四川省糖果糕点总公司,“它管我们的计划,譬如到内江糖厂进白糖500吨,就得由它下计划,否则糖厂理都不理你。”赵一上火车,周围乘客就问,你带的啥子酒哟,这样香?“当时五粮液确实香,瓶子是尖笃笃的,一瓶五块三,可再香我也不敢喝,那可是孝敬大爷的!”非但赵晓东,其时,重庆商贸系统的36个批发站(公司),上面大都有省公司管着,“无论五交化还是针纺百,都得由上头下计划。”
李永琦,时年30岁,任九龙坡糖果厂车间主任,那年春天他到川内各地跑市场,“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:重庆虽然很大,但行政上只是省辖的地级市,与自贡、南充没区别,不信你看汽车牌照就知道,成都是川A、重庆是川B、自贡是川C……”
任力,时年30岁,那年春天他婉谢了四川省团委的调动,决意留在重庆商业系统,“在重庆生活惯了,有感情,故土难离啊!”
杨政,时年22岁,从四川美院进修后,由重庆织造厂调红岩少年报任美编,“当时少年报设在市少年宫一间小屋里,刚结束油印史,改铅印,虽说它是除重庆日报、广播电视报之外公开发行的第三张报纸,但发行量少得可怜。”
艾新全,时年24岁,刚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,分配到重庆市委宣传部,这年春天正面临新的选择,“要么留宣传部,要么去党史办。我选择了后者,因为与自己的专业有关。”
王承柯,时年29岁,任职重庆针织站副总经理。此前他是重庆驻上海的“花纱布代表”,换言之,全市妇女穿什么花色品种,“全由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定夺,我有什么眼光,重庆妇女就穿什么衣服”。1983年春天布票取消了,长期依赖于计划垄断市场的针织站,陷入窘境。
一切周而复始,亘古未变;但一切又正处在激变的前夜,因为春风已经撞门,只是大多数市民仍浑然不觉。
小平委婉批评
重庆高层压力巨大
与普通市民不同,此时的市委、市政府,正面临巨大历力。
“压力来自时任中央领导、特别是小平同志对重庆的期待。”党史专家艾新全自1980年初就开始研究我市改革发展史,对重庆在巨痛中的挣扎了如指掌:1983年1月10日,我市正式提交《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》,“报告虽经省里通过了,但中央批不批呢?”
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谦,常务副书记廖伯康,市长于汉卿,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马力和分管计划的副市长刘隆华等市领导,都在焦急中等待。廖伯康当时刚从中科院成都分院调渝,作为“老重庆”,他对全市现状很着急,以至有一次水电部长钱正英来重庆,廖拦住她要电,钱说没电,“那可不行,你不给电就走不脱,我是峨眉山的猴子,要翻包包的!”虽说是玩笑话,但急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市领导之所以焦急,还在于1980年7月,邓小平从朝天门登船考察三峡前,对送行的市领导说,“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,几十年来,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!”邓小平第一次离开朝天门,是1919年秋天赴法留学,第二次是1952年8月调中央任职。
“小平同志委婉的批评,让送行的市领导坐不住了。事实上,小平同志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和经济影响,一直非常重视。”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陶维全告诉记者,“1954年7月重庆划归四川后,邓小平就告诉当时的四川省最高领导李井泉:全年应有1/3的时间到重庆工作。”为什么?因为重庆工业发达,经济总量和财力占了全川一半,“必须高度重视重庆!”但自1958年后,特别是十年“文革”期间,重庆发展停滞了,到1980年,成渝经济实力已基本相当。
重庆的减速,中央看到了,邓小平看得更清楚,“因此小平同志多次提出:四川面积太大了,重庆的经济实力没能得到充分体现,应考虑如何让重庆发挥更大作用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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